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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民族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夫妻
时间:2013-09-24   来源:本站   作者:dangjian   点击:1139次   编辑:dangjian

吴艳 

 

 

   1965年,陇若兰代表西南民族学院在北京参加国家民委教育司主持编写的“各民院统一使用教材”,与到京开会的李长猛于天安门前合影留念。



  1958年,永建县与巍山县合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,李长猛主管修建该县的“福庆水库”,在庆功会上讲话。

 


  1980年,李长猛到彝族村寨访问调研。 均为资料图片

 

  他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回族家庭,而她则是彝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。他们因民族解放事业而牵手,为民族发展事业一起奋斗,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。他们就是李长猛与陇若兰——

 

  有勇有谋,建功鲁甸解放

  1921年,李长猛出生在云南昭通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。小时候,母亲希望他去清真寺念经,将来成为一名阿訇,而李长猛更想读书,成为一个有文化、有思想的人。

  1936年,李长猛在昭通中学读书期间,受到爱国进步思想的熏陶。1937年“七·七事变”爆发后,李长猛和同学一起,到街头、农村进行抗日宣传,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,并开展募捐支前的活动。1939年,李长猛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云南回族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之后,他从事过地下工作及学生运动,还在山区打过游击。

  1949年8月,云南全省解放前夕,李长猛被调往中共滇东北地委任委员兼群工部长。此时,昭通的工作局面尚未完全打开,为此,地委决定派滇桂黔边纵的一个团渡过牛栏江去发动群众,组建部队,形成游击区,选择时机解放昭通。

  昭通是曾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的家乡,当时,他的三儿子龙纯曾就盘踞在巧家一带。龙纯曾仰仗着父亲这棵“参天大树”,在乌蒙山区的彝族同胞中有一定的影响力。离开滇军后,他纠集了一伙地方势力,打出“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”旗号,自任司令。此前,已流亡香港的龙云一直由中共地下党员张增智策动起义,因而,组织上决定让李长猛冒名张增智,前去巧家与龙纯曾谈判。

  考虑到要与彝族同胞进行思想上的沟通,李长猛要求带着陇若兰一块儿去巧家。陇若兰在彝族群众中颇有声望,且曾经协助策反过龙卢集团中举足轻重的60军21师在长春的起义,因而有对敌工作的经验。陇若兰回忆说:“因为我在彝族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,而且跟龙纯曾他们家是亲戚,所以组织派我先去进行说服工作。到了那里,我才了解龙纯曾是白天睡觉,晚上处理事务。于是,晚上我跟他以聊天的形式讲了我父亲起义的前前后后。我告诉他要相信共产党,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正确的、有希望的道路。”

  正式谈判时,李长猛提出3个条件,一是龙纯曾派两个团到沾益前线支援解放军,二是派兵攻打贵州威宁,三是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,为解放昭通的解放军让出道路。经过再三考虑,龙纯曾同意只接受第三个条件,显然他还想继续雄霸一方。尽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,但李长猛走后,龙纯曾手下的两个团还是迫于形势开往会泽宣布了起义。

  李长猛结束谈判从巧家返回者海后,根据时局发展需要,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第六支队新编32团党委书记。这样一支新生的游击力量,为一举解放昭通提供了保障。

  11月下旬,李长猛亲率32团1个营进驻桃源镇,大张旗鼓地成立了“桃源镇解放委员会”。中共巧家县委派出的1个营和会泽方面派来的1个连也先后到达桃源,兵力部署到鲁甸县城外围,依托文屏山形成了东南西三方包围的态势。为了实现鲁甸县城的和平解放,李长猛利用关系顺利进入县城,见到了县长田福武,宣讲和平解放政策,要求县里的各方武装放下武器,迎接解放大军进城。就这样,鲁甸县城未放一枪一炮就实现了解放。此时,上级专门从昭通组织了100多名中学生来到鲁甸,协助新生政权的建立工作。李长猛将这些学生组建成宣传工作队,交由团政治部主任朱君毅负责,做群众的思想工作,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。在受苦民众的强烈要求下,六支队从严惩治了两名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,更是受到了群众的拥戴。

  1950年3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3师129团的1个营正式进驻鲁甸,4月1日,昭通专员公署接管代表李剑秋派周玺前往鲁甸接管县政府,同时废除国民党党部。此后,相继成立了中共鲁甸县委和县人民政府,开始征粮、剿匪和建政工作,新中国的鲁甸县地方政权从此诞生。

 

  潜伏与策反

  陇若兰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陇耀。1943年,在陇若兰初中毕业时,李长猛成为她和另一位同学的家庭教师。上课的时候,李长猛经常向她们提出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问题,而每次都是陇若兰第一个回答出来,因为之前陇若兰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萌芽。

  李长猛当时是中共昭通特支书记。广泛接触青年学生、发现和培养进步青年是他的任务之一。他教陇若兰她们不久,就借给了陇若兰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外壳的书——《西行漫记》。陇若兰现在还记得,自己拿到那本书时感到既神圣又激动。她回到家找个僻静的地方,废寝忘食地看完了这本书。通过这本书,她才知道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,中国共产党才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救星,从此,她心里有了一盏明灯,有了前进的方向。此后,李长猛又相继借给她毛泽东的《论新阶段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著作及小说《新生代》等。不久,李长猛去了昆明,经常给陇若兰寄《新华通讯》。

  后来,陇若兰到昆明上学,有了更多接触李长猛的机会。“有次,长猛来学校找我,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谈话地方,就在学校前面的一大块荒地坐下来,顶着烈日谈了三四个小时的话。从日本投降谈到‘五华山事变’,谈到今后的国内形势,总的看法是内战不可避免,革命前途仍是光明的。他走后,我回到学校已被晒得满脸通红。一位女同学半开玩笑说:‘看你好兴奋哦!’我想,那时我就对长猛有好感了。”

  “一二·一”运动和“李闻惨案”发生后,陇若兰常到李长猛宿舍找他,倾诉自己的感受,聆听他的观点和分析。当时李长猛是中共云大特支书记,组织分配他在二线工作,负责一线党员与省工委的联系。陇若兰说:“我当时曾误解他从来不在大庭广众下慷慨激昂地讲话是因为胆小,不知他那时有特殊任务,要尽可能少地抛头露面。我知道他很忙,但不好多问他在忙什么。”

 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熟悉和磨合,陇若兰感到自己的心离李长猛越来越近了,“我对他由最初的崇敬之心转为依恋之情”。但由于陇若兰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李长猛的秘密身份,他们不敢任由感情的发展。后虽确定了恋爱关系,但还是约定不能公开关系,以免引起旁人的好奇和注意,造成李长猛身份的暴露。

  1946年夏,李长猛向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侯方岳汇报了他与陇若兰的恋爱关系,同时汇报了陇耀来信让陇若兰去北京读书,并到东北看望他的情况。

  侯方岳和李长猛分析了陇耀在滇军60军中的作用,认为陇耀虽然是个师长,但他是卢汉的亲信,为人正直,讲义气,军中有不少亲如手足的拜把兄弟,在60军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二人研究后决定,由李长猛说服陇若兰到东北去做她父亲起义的思想工作。侯方岳立即向中共南方局领导吴玉章同志作了详细汇报,中央认为这是对滇军将领做工作的一条重要渠道。

  李长猛在侯方岳的指示下,做了陇若兰的思想工作。陇若兰也认为父亲不能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集团卖命,应反戈一击,早日起义。李长猛告诉陇若兰如何做父亲的思想工作,并交代她要学会打枪,要注意陇耀身边的特务活动以及如何用书信反映陇耀的情况等等。李长猛叫陇若兰给他写信不要写真名,而写“云大张文锦收”就可以了,信的内容尽量隐晦一些。

  那时,陇耀正率部驻守在吉林海龙一带。性格直爽、敢作敢为的他因受不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,经常口出怨言。1947年1月,经过两个月艰难的跋涉,陇若兰和母亲来到了陇耀身边。陇若兰她们给陇耀带来了朋友们的问候和家乡的土特产品,让陇耀感受到家庭和亲人的温暖。晚上陇耀有空时,父女俩围坐在火炉边促膝谈心。陇若兰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趣事轶闻,也讲昆明学生运动,分析蒋介石集团如何不得民心、如何反动,打内战没有出路等。陇耀对陇若兰讲的事实既不反对,也不表示赞同。但有几件事还是让陇若兰看出他矛盾的心情。

  在一次谈话中,陇耀说:“报上(国民党的报纸)说潘朔端被俘,这些都是骗人的,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很勇敢都没有被俘过,怎么打内战他就不勇敢了?实际他是起义了,报纸不敢登。”陇若兰也趁势说出自己的看法,她知道父亲和184师长潘朔端交谊甚笃,也知道潘是在辽宁海域宣布起义,所以说:“国民党报纸扯弥天大谎,宣传潘朔端是受伤昏迷,不幸被俘,这怎么可能呢?实际上是潘将军识破蒋介石的阴谋,弃暗投明。”对陇若兰的话,陇耀在心里是同意的,但是陇耀仍然担心她血气方刚惹出是非,就说:“小孩子对政治问题少插嘴。”

  陇若兰提醒父亲:“蒋介石要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,不仅想消灭共产党,连李公朴、闻一多这样著名的民主人士说了几句公道话都会被枪杀,连手无寸铁的学生也遭到血腥屠杀。他要消灭一切异己,就更不放心你们带枪的杂牌部队,爸爸你要清醒啊!”女儿的话让陇耀心中的忧虑更深了。经过多次工作,陇耀终于承认,对反蒋起义也想过多次,可他仍下不了这个决心。

  陇若兰将父亲的思想状况和对形势的看法,用暗语写信告诉了李长猛。她特别汇报了滇军将领心中存在的蒋介石信不过滇军,中央军欺侮滇军,滇军觉得不起义不行,但又不想背叛卢汉的矛盾心理。正是陇若兰坚持不懈的工作,为陇耀后来率部参加滇军60军起义奠定了基础。

 

  正确把握政策,真心帮助各族群众

  李长猛曾说:“民委工作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,时间长达22年。”上世纪50年代,李长猛主管云南省民委工作,围绕着“疏通民族关系、团结生产进步、对敌斗争、和平协商土改、直接过渡”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。

  昆明市回民大多数是城市贫民,没有固定的职业,在新中国成立前比较贫困,许多人靠摆小摊、卖烧饵块和松子等为生。李长猛到北京开会时,听取了北京、天津等地开办街道企业帮助回民就业的经验,得到很大启发。回来后,李长猛与昆明市民委商量,由省民委拨给经费,开办街道企业,成立了回民饵块厂、五金厂、帆布厂等,解决了许多回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。这些企业办得很有成效,并有所发展:五金厂后来成为昆明市开关厂,帆布厂成为劳保用品厂,饵块厂也一直办得很红火。

  为做好伊斯兰教工作,李长猛经常与马惠亭、马兰亭等著名阿訇接触,交流思想,给他们讲解政策,帮助他们处理有关事务。1958年后,党的宗教政策受到“左”的干扰。1963年,李长猛到北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体委员会,并当选为委员。会上,李长猛看到一个《十禁止六保证》的文件,感到不妥,就在会上发言时提出了一些意见,他说全国各地时间条件不同,不能一刀切、一个样,有的地方可以推行,有的地方则不适用。正是李长猛的工作和坚持,使得昆明的回族群众在“文革”中受到的冲击较少。

  1974年,在中央处理“沙甸事件”的会议上,中央工作组组长袁牧找李长猛谈话,李长猛向他讲解了回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,还讲了伊斯兰教的“五功”等,希望他正确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。袁牧问他对宗教的态度,李长猛用马克思和毛泽东对宗教的论述来回答了他,意在说明信教和不信教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,应由他们自己决定,别人不能“代庖”,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关闭清真寺。

  1977年,当时的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孙遇亭让李长猛组织滇西、滇东北回族参观团,李长猛在参观团学习大会上谈了自己对“沙甸事件”的看法,坚持认为“沙甸事件”不是反革命武装叛乱。李长猛在处理“沙甸事件”中坚持了不畏上的精神和正确的宗教观,积极维护了回族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 

  半个世纪的牵手

  1950年李长猛与陇若兰结婚。婚后他们聚少离多,1953年,陇若兰调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后,他们才开始有了一个较稳定的家庭。陇若兰说:“结婚前我们生活在理想王国,结婚后才面对具体的家庭生活问题,也才更深入了解彼此的人品和习惯。长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,优、缺点都很突出,固持己见、过于直率是他难改的毛病,而他的优点也很有特色。”

  在民委工作期间,李长猛是公认的严于律己、廉洁奉公的模范。1955年,李长猛家搬到青云街蔡家巷民委宿舍,与民委干部有了较多接触。李长猛的母亲因为苦日子过惯了,好衣服要出门才穿,在家都穿得比较破旧。当时民委管人事的干部看在眼里,心想李长猛家上有老人,下有几个孩子,经济可能比较拮据。于是跟李长猛说,人事部门的干部共同提出要给他们家困难补助。李长猛一听就急了,说是母亲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,他们家经济并不困难,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回到家后,李长猛急忙跟母亲强调不要再穿破烂的衣服了,民委干部会因此要给他们家补助,这怎么能要。

  上世纪70年代,李长猛带一批干部到天津、北京、上海等地参观学习。回来后,同去的干部对陇若兰说:“李主任太死板了,到了上海,我们说离杭州不远,要求去杭州看看,他都不同意。说‘不能用国家的钱游山玩水’。”李长猛主编《云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》丛书期间,各州县到昆明编书的同志,常会带些土特产送他,贵的东西如香烟,他坚决退回,土特产要付钱才能收下。

  李长猛自己生活节俭,抽烟只抽便宜的春城牌香烟。陇若兰曾劝他多次,如果不能戒烟就抽好些的。李长猛则说:“香烟都一样,分什么高档的、低档的。”陇若兰曾经给他买过一件50多元的棉布衬衣,他说了好些次买贵了,要陇若兰以后不要买这样的了。但他的亲朋好友有困难找他时,他都会几百元地给。李长猛还资助过一位傈僳族的姑娘读书。陇若兰说:“当得知民委没有经费资助困难学生时,他直接从衣兜里拿出500元给了她,并带她到家里吃饭,让她每月找他拿钱就是了。后来这位姑娘毕业回老家当了教师。”对此,陇若兰也曾有过怨言:“对外人他总是热情无私,对自己的孩子却苛刻严厉。他只要打个招呼,女儿就可以在近点的地方工作,儿子也不用大老远去西北当兵。他却说‘越远越好,让他们去接受锻炼’。”但后来,陇若兰慢慢意识到,李长猛对孩子们的严苛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爱,是更负责任的爱。

  李长猛特别喜欢与基层群众聊天。在云南民院工作时,他常到学生宿舍与学生聊天,甚至学生搬宿舍他都去帮忙,几乎90%以上的学生名字他都叫得出来。陇若兰回忆说:“那时没有手机联系,有事到他办公室,常找不到他。学生的问题常常是他先发现的。有的干部说他是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。对这种评价,长猛认为恰恰说明他不是高高在上、只会坐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官僚。”

  上世纪60年代初期,巍山修水库,李长猛常到工棚与民工聊家常,民工的要求和意见,常常是他这个总指挥第一个了解。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。为解决粮食问题,李长猛抽调一部分民工去种菜、养羊,粮食不够就多吃瓜菜,保证半个月吃一次肉。结果有的民工工时已满、应回乡轮换第二批人员来水库时,他们都不愿意走,要求继续留在水库。

  1997年,李长猛76岁时才完全离休。他晚年患糖尿病,身体越来越弱,家人曾多次劝他注意身体,他却仍不知疲倦地工作。2001年7月21日晚,李长猛逝世,按回族丧葬仪式被安葬在回族公共墓地。

  如今,陇若兰老人已经85岁高龄,但她仍旧坚持读书看报,关心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。

 

  李长猛、陇若兰大事记

  李长猛

  1921年12月,出生于云南昭通。

  1936年,进入昭通中学初中第20班学习,开始接受爱国进步思想。

  1937年,“七·七事变”爆发,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抗日宣传,开展募捐支前活动。

  1938年,进入昆明昆华中学高中19班学习。

  1939年9月,参加昭通地下党李祥荣和朱君组织的读书会,被指定作国际形势报告。

  1939年10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  1940年,任中共昭通县党支部委员。

  1943年春,作为家庭教师与陇若兰相识。

  1943年7月,奉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开展学生运动。

  1944年,考入云南大学,组成云大、师范学院特支,任书记。

  1947年,赴嵩明中学教书,任县特支书记。

  1949年2月,接送边纵政委、滇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赴砚山召开滇桂黔边区党委扩大会议,被任命为宜良县委书记。

  1949年秋,调任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,任永焜支队32团党委书记,并奉华南分局之命,代表滇东北地委携其未婚妻陇若兰与龙云之三儿子伪“西南人民革命军”总司令龙纯曾谈判。

  1951年3月,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。

  1952年,任云南民族学院教育长。

  1953年,组织成立云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室。

  1954年,组织云南民族学院政治课教研室,自编教材,形成三个单元的教材: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,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建设,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。

  1954年,调任云南省民委办公室主任。

  1955年,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,省民族语文委员会副主任。

  1955年,负责安排西藏民族上层人士参观团到云南德宏考察。

  1956年,帮助寻甸县筹备建立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。

  1957年,任原永建回族自治县第一书记。

  1957年,到北京参加由商业部和中央民委召开的民族贸易会议。

  1958年,任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。

  1961年,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。

  1961年,带领云南省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,受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接见。

  1964年,调成都任中共西南局统战部办公室主任。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,后下放到东方红机械厂。

  1973年,调回云南省民委边疆工委任副主任,分管回族工作。

  1978年,分管恢复重建云南民族出版社。

  1979年春,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、党组成员。

  1980年,参加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语文工作会议,后分管恢复重建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。

  1983年,任云南省民委顾问,云南省政协常委兼民族组组长。

  1987年,领导编写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、29个民族自治县的《云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》,共计430余万字,并撰写《云南回族在前进》。

  2001年7月,与世长辞。

  陇若兰

  1928年,出生于云南昭通。

  1944年,考入昭通中学高中。

  1945年秋,进入昆明龙渊中学高中2年级。

  1946年,前往东北动员其父陇耀起义。

  1947年,在“7·15”学运中,帮助进步学生。

  1949年初,进入滇东北海军政干部学校第3期学习。

  1949年,协助与龙纯曾谈判。

  1950年5月,与李长猛结婚。

  1953年后,在云南民族学院、西南民族学院主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。

  1956年秋,代表西南民族学院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“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”统一使用教材的编写。

  1979年,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民族研究学会理事。

  1984年,离休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发表时间:2013-05-08    来源:中国民族报